（二）

度庐先生以其“悲剧侠情小说”之成就，而被誉为“我国北方武坛巨擘之一”（叶洪生《王度庐作品分卷说明》，《近代中国武侠小说名著大系》，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版。），然其社会言情小说亦颇精彩。若不拘泥于时序，而从创作思维内部结构层次的角度加以考察，他的社会言情小说似可视为悲剧侠情小说的“前提”和“基础”，因为前者题材均属“现在时”；笔者已见诸作，除《海上红霞》写青岛外，其他社会言情说部皆以作者最熟悉的北平为背景；所叙故事、人物，多直接得自作者实生活之体验，更为直接地反映作者对现实生活的认识和感受，时时可见创作主体的“写实性投入”。相比之下，其悲剧侠情小说则是上述诸因素的“象征性升华”。

度庐先生所撰社会言情说部多系爱情悲剧，可读性强，但艺术构思时或雷同（就此而言，略逊于同期之张恨水及刘云若），题材主题亦较单一。《古城新月》男主人公柏骏青有云：“恋爱，感情，全都是建筑在金钱上的，没有金钱便全都没有了！”此语实已道出作者社会言情说部攻击时弊之矛头所向，亦为作者“屡经坎坷，备尝世味”之后，郁积甚久的“胸中块垒”（　《宝剑金钗》自序：“频年饥驱远游，秦楚燕赵之间，跋涉殆遍，屡经坎坷，备尝世味，益感人间侠士之不可无。兼以情场爱迹，所见亦多，大都财色相欺，优柔自误，因是又拟以任侠与爱情相并言之，庶使英雄肝胆亦有旖旎之思，儿女痴情不尽娇柔之态。此《宝剑金钗》之所由作也。去岁春间，自京来青岛，闲居无俚，遂日写一二千言，刊于《青岛新民报》，藉遣海滨风月，而销胸中块垒。”案此序署“民国28年夏日”，当为《青岛新民报》社初版汇印该书而作。）之具体表述。

柏骏青为反抗父亲强加的政治婚姻，抛却富裕家庭，甘愿跻身下层社会，自食其力。表妹祁丽雪对之十分爱慕，骏青对这位青梅竹马的女友亦未尝不曾动情，然而虑及经济地位悬殊，犹豫不决。在某小学代课期间，他遇到一位身世悲惨，性格倔强，屡次顶撞自己的女生白月梅。这个聪慧美丽的女孩由于生计所迫，过早辍学，自立谋生，误入歧途，以至被人诬谄、胁迫、讹诈。骏青在教育、帮助她的过程中，终于发现：自己真正所爱的，不是丽雪，而是月梅；但是为了洗刷外界强加给月梅的诬蔑之词，他又不得不牺牲自己的爱情，违心地和丽雪缔结了婚约。

《古城新月》悲剧冲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然而导致冲突的根本性破坏因素，是外在的“自然条件”因素，它既非“伦常”，亦非“家庭出身”，而是“金钱”。度庐先生其它社会言情说部亦复如是：《落絮飘香》中秦朴、范菊英的悲剧，始因在于菊英之叔欲藉侄女以图利；《虞美人》中谭思禹、虞婉兰悲剧的根由，在于他们丧失了可以维持一个小家庭生活的起码经济基础……。这些悲剧的女主人公都企图以谋生自立为起点，向命运作斗争，追求个人应得的权利和自由；然而，她们在斗争、追求的过程中，都遭遇到严重挫折。正是直接、间接的“金钱诱惑”，使她们误入歧途，并造成或情灭人亡，或遗恨终身的后果。

前辈通俗文学作家的言情小说，如徐枕亚《玉梨魂》，李定夷《鸳湖潮》、《霣玉怨》等，皆为伦理悲剧，其悲剧冲突实为“父与子”的冲突。至度庐先生一辈优秀或较优秀作家笔下，上述悲剧冲突乃演化为“人与物（质）”的冲突。　

李定夷辈之言情说部，继承、发展明末以来的“唯情论”传统，将**作为男女双方在社会实践基础上所产生的平等互爱而加以表现，揄扬其至死不渝的强烈持久，从而对封建制度的根本——伦常有所冲击，并使作品具有某种“现代性”；但是，这些作品里，以“父母之命”为集中体现的伦常，却既成为毁灭爱情的主因，又成为悲剧主人公性格软弱的主因。以李定夷而言，其思想矛盾即在于既肯定恋爱自由，又重视“名正言顺”。其言情说部主人公皆自由恋爱；而是否获得“父母之命”认可，则决定着截然相反的结局。《美人福》、《伉俪福》作为“艳情小说”，是写美满婚姻的，美满之契机在于得到了父母批准；《鸳湖潮》、《霣玉怨》作为“哀情小说”，是写爱情惨剧的，惨变之枢纽在于“自由“撞上了“父母之命”这堵铜墙铁壁。在后一种情况下，作者至少在理性上不否定“父母之命”。他们一般可以接受政治上的“平权说”，却很难承认伦理上“父”与“子”的平等。在他们看来，“父母之命”的专制性固不可取，其“制度性”却决不可废。

在度庐先生的。言情说部中，“伦常”已退居次要地位。处于“反动作”一方的家长们，一般并不视恋爱自由为大逆不道。“反动作”之主要人物如章绍杰（《落絮飘香》）、张啸潮（《虞美人》）等，皆系以“新派”面目出现的豪富；他们藉“社交自由”和“男女平权”以勾引女性，而其所谓自由，实质是以金钱为后盾的“买方自由”。悲剧主人公的软弱、优柔及其失败、自毁，并非由于挣不脱“父母之命”的枷锁（李定夷的主人公则自觉自愿套上这重枷锁，不肯舍弃），而是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以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为“网”所织成的社会网罗。“娜拉”走出了“家”，却掉进了“炼狱”。就此而言，度庐先生社会言情小说的构思和主题，不仅比前一代通俗文学的同类作品有所发展，而且和“五四”之后的新文学有所“同步”。

以上所述，限于作品之认识价值，而在度庐先生言情说部里，上述认识价值，实蕴含于审美价值之中。黑格尔认为，由于社会地位、家庭出身等“自然的情况所产生的冲突”，只有“发展出心灵性的分裂”，才值得“采为艺术的题材”，才具有审美的价值（《美学》，卷1，第262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北京第2 版。）。度庐先生社会言情说部的动人之处，恰恰在于围绕“人与物”的核心矛盾，展现了男女主人公心灵上的差异、分裂、矛盾、斗争的复杂过程。动作和反动作不仅在不同的人物之间展开，而且在同一人物的内心中展开，例如作者笔下女主人公“误入歧途”的过程，往往伴随着灵魂深处“灵与肉”的矛盾过程，从而使社会小说具有了“心灵小说”的艺术个性。这一艺术个性在其悲剧侠情小说中展现得更加丰富多姿。作者所达到的上述艺术成就，不仅显示了鲜明的“现代性”，而且是令同一时期“新文艺”作品中那些图解式的“社会小说”相形失色。

社会言情诸作中，《风尘四杰》篇幅虽小，却很值得注目：（一）此书及其续书《香山女侠》皆以第一人称叙述，为所仅见；（二）书中之“我”出身经历、性格气质，皆与作者十分相近，自剖、议论、感慨之语颇多，是研究作者思想、情感、气质的重要材料；（三）《风尘四杰》几乎完全可以视为“纯文学”作品，构思、主题、情致既迹近老舍《断魂枪》。又类乎温瑞安《今之侠者》，是显示通俗文学与新文学交汇互补现象的代表作之一；（四）此书集中表现了作者对现代社会以及“游侠思想”与现时代之矛盾的清醒认识，因而是从创作思维角度研究其社会言情说部和悲剧侠情说部二者关系的“枢纽”。

《风尘四杰》叙北平天桥艺人反抗地头蛇崔大爷事。主人公之一“双刀太岁”胡老爷子，原系季清名震京城之镖头，今则年过八旬，贫困潦倒，全靠徒弟刘宝成在天桥卖大力丸，勉强维持残生。崔大爷垂涎胡女丽仙，诱而致之。众艺人仗义救出丽仙，宝成却因殴崔致伤而入狱。胡老太爷乃奋老病之身，来天桥舞刀卖艺，为徒呼冤，归后力竭身亡。“我”钦佩主人公们的侠义精神，又慨叹“侠”已成为“时代所扬弃的可怜的历史人物”。“我”清醒地看到，“人心是不会古的，古了便没有了进步”；“我”又认为：“无论古今，人们总应当有一种道德上的准则。这准则最低的条件是不可以损害他人，不可以自私欺诈；而能够牺牲自己，帮助他人，则更是为人所钦敬，这在过去称之为侠义，在今世则称之为好人。”（引语皆见《香山女侠》）

作者所撰其他社会言情说部，亦皆出现“侠义”性的“好人”，如《落絮飘香》中助菊英脱离风尘之二秃，《古城新月》里屡为骏青、月梅援手的落拓作家刘醉生等。如果说“双刀太岁”属于过去的时代，则刘醉生们却是现实的人物。他们与作者在悲剧侠情小说里所塑造的“闾巷之侠”十分相像，甚至可以视为后者的模特儿；但是二者又有所不同。刘醉生们的“侠义”性行为受着更大的制约，他们不可能象“古代英雄”那样“根据自己性格的独立自足性”去“承担和完成自己的一切事务”，因为他们生活在“每一个人的行动都和旁人有千丝万缕的纠葛和牵连”的“近代”，“在他们后面的那种市民社会秩序有不可动摇的威力，对这种威力他们简直无法抵抗”，现存关系所产生的局限使他们的一切“独立自足性”破坏无余（《美学》，卷1，第237、240、245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北京第2 版。）现代社会需要作为“道德上的准则”的侠义精神，然而“侠”，就其本质而言，是属于“英雄时代”的。

度庐先生的社会言情说部，在总体上反映着上述对于近世“市民时代”和过去“英雄时代”之本质性差异的理性认识。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作品的“传奇”外壳之内，才能蕴含着一种现实主义的震撼力。（《香山女侠》虚构了一位在天桥玩魔术的“侠女”刺杀崔大爷于颐和园的“大报仇”结局，在艺术上是不成功的，主要原因即在于背离了上述认识。）这种“现代型”的理性认识不仅制约着度庐先生社会言情说部的创作，而且也制约着他的悲剧侠情说部创作，使之与前人诸作判然有别，呈现出独特的审美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