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事不一定是重要的事。

    有些事对某些人来说，是了不起的“大事”，但对其他的人而言，根本不是什么重要的事。

    例如你为应考而紧张，觉得这是不得了的“大事”，但对主考官来说，这只不过是“平常事”一件。

    就算国家“大事”，也是一样。

    的确，有的“大事”，也是“重要事”。历史上很多重大的战役、重大的改革，都如是观。

    但大部分的“大事”，却不如何重要，在历史的长河里，一些当时叱咤风云的人物、一些震惊天下的变局，乃至一些血肉横飞的斗争，只不过是一口井里的风波，算不了什么大不了的事。

    雷纯给吴其荣办“大事”：

    “大事”使惊涛书生觉得自己很重要。

    可是这些大事其实并不重要：一如皇帝任命童贯、朱勔等去江南运办“花石纲”，他们觉得都是何等风光的“大事”，但在历史的评价里，那只不过是“丑事”而已。

    ——其实，纵办不成这些“大事”，对“六分半堂”和雷纯也依然无损。

    办成了，自然最好不过。

    如果是举足轻重、定判成败的重大事，雷纯当然在委派上自有分寸。

    而且她会先征询狄飞惊的意见。

    狄飞惊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已弄清楚了雷纯的策略，如执行计策的方式；他又用了很少的时间，已适应了雷纯的方式与风格；他也只用了极有限的时间，已弄明白了吴其荣的个性和雷纯任用他的办法。

    他理所当然也责无旁贷地去配合雷纯——一如他去配合雷损一样。

    于是，吴其荣在“六分半堂”里继续去办他的“大事”；当然，有时也常办“急事”。

    人的一生，多办的是“急事”，但“急事”不见得就是“大事”，更不一定是“重要的事”。

    像要“如厕”、“吃饭”、“服药”、“喂（孩子吃）奶”、“洗衣”、“耕种”、“工作”、“购（日用品）物”、“应酬”等等，就是“急事”，但完全不能算是什么“大事”。人的成就，八成以上要押在去办“重要的事”里，而特别大成功的人还会办成“大事”。可惜，一般人的时间，多浪费在琐碎的“急事”里，“急事”、“琐务”愈多，能花在完成“重要事”、专心在“大事”上的时间和心力愈少，自然成就也就愈低了。

    这是很遗憾的事。

    惊涛书生自从在水晶洞里习成“活色生香掌功”和“欲仙欲死掌法”，立志要作一番惊天动地、惊涛骇浪的志业，但入江湖不久，便知道光凭武功，还真不能遂志如愿，于是，他把“办大事”的野心日渐收敛，连“重要的事”（例如像以前一样勤加习武，以俾有日大展身手、尽展才能）也少办了，日常里，得享乐时便享乐，听歌看舞爱美女，已是办“急事”的多，做“好事”日少了。

    一个人的成就，主要是在他做了多少“重要的事”上，而不是在“急需的事情”上。

    ——久而久之，吴其荣已愈来愈不长进了，而且也愈来愈甘于不长进了。

    花枯发则不然。

    他既无意要做大事，也不管政事，但却跟温梦成一样，都是民间百姓各行各业所推举出来的领袖，他们也都喜欢“管不平事”。

    他们只要稍有“抱不平”之心，就难免跟蔡京一党的人对立；事实上，只要稍有正义感的人，就一定不值蔡京、朱勔、童贯、王黼、李彦、梁师成等人所作所为。

    由于蔡京当政当权也当令已十数年矣，虽二遭罢相，但仍大权在握。他投机钻营，盘剥人民，已到了无耻已极的地步。由于得到皇帝赵佶的极度宠信，他又好虚饰颜面，所以一旦妄作胡为，便先号称：“这是先帝之法”，“此乃三代之法”，甚至还诿说那是神宗熙宁、元丰时期的“遗意”，而且竟可以不必知会皇帝，私发手诏，谓之“御笔手招”，妄布圣旨，用以杀尽忠臣良将，广植党朋，因而，事无巨细，国家大事，万民生计，全落在蔡京一人一党手里。

    凡是大臣有疑，他就下诏格杀灭族。凡有颁布，怕人疑他为私谋，就说“此上意也”，而且一个命令颁布下去，善则称己，过则称君，更使民意沸腾，天下之怨愤均加之赵佶身上。

    可是说也奇怪，赵佶还是信之不疑，甚至蔡京几次假意辞官，赵佶还哭着哀求挽留他，并赞他：“公纵不爱功名富贵，也得为社稷着想啊！”

    蔡京既有皇帝的信任，更胡作妄为：譬如他的“方田均税”法，把天下地主土地强加“浓缩”，本来多的，忽然变少，本来大的，突然变小。本来三百多亩地，现已缩为三十亩；但农民的税却大为“暴涨”，本来三十文钱税赋，而今却要交近二千文。这使得天下农民俱叫苦连天。

    他又实行“免役法”，使得凡是中上等人家不必缴纳免役的税银，全让下等人家代缴，税务重苛，竟比神宗变法时还多加了八十余倍。官僚地主，络绎不断地进奉蔡京，负担倒减轻了，但贫民百姓可苦极了。

    蔡京这还不够，还实行了“盐钞法”。他垄断了盐的专营，要盐商交钱给他，利益全归于他控制的部门。盐钞经常更换，旧钞没用完，又发新钞，常以三至五倍的价钱，才换得同一份货。没有钱换新盐钞的，旧钞全废，不少人倾家荡产。这次，连富商巨贾也有抱几十万缗钱的，因流为乞丐，只好跳水自杀。当时，百姓食不起盐，吃不起米，脸有菜色，饿殍遍野。客死异乡，孤儿寡妇，号泣更呛天呼地，奄息求生者不知其数。闻者为之伤心，见者为之流涕。蔡京趁机提高盐价，原一万贯可买三百斤盐，他一点头就抬到四万贯，且在米中掺沙，盐里掺泥。

    这一切狂征暴敛，任意敲诈，肆意搜刮，也不过为了蔡京的享用奢靡，以及附同蔡党官僚冗滥花费，还有就是供皇帝赵佶一人的无度挥霍而已。

    这还仅在盘剥勒索天下百姓黎民之一二例而已。至于蔡京其他榨取人民血汗劳力的作用，像著名害人残民的“花石纲”等所作之孽，还不包括在内。至于他怀奸植党，尽斥群贤，由于不是直接冲击“发梦二党”，也不是直接对付花枯发和温梦成，但其中好些忠臣烈士，温、花二人或素仰其人或曾是旧识，对此也十分厌愤。

    何况，温梦成和花枯发曾在寿宴上受到任劳任怨的暗算，着了“五马恙”，以致受制于人，连累门人、友人受辱伤亡，心知“二任双刑”当然是蔡京遣来杀害京里正派武林人物的，本已十分愤恨，后来白愁飞一番造作，且任怨手中居然还持有“平乱玦”（这“平乱玦”原是御赐给“四大名捕”，用以敉乱杀贼，警恶除奸时，可以先斩后奏，有生杀大权，不必先请准而后行刑之信物），九成也是向来“假造圣旨”、“欺冒御诏”的蔡京而为，对蔡党一伙人更是痛恨切齿。

    再说，花枯发更曾有亲眼目睹亲子给蔡京派来的刽子手活生生剥皮而死的血海深仇。

    所以，他更是仇恨蔡党的人。

    他们在低下阶层的黎民百姓间，甚孚众望，故此，常听贫民哭诉，频闻江湖中人谈起，而今奸相当道，民不聊生，生灵涂炭，尸横遍野的情形，“发梦二党”的人都甚为悲愤，恨不得要食蔡京髓、啖蔡党肉、且将蔡氏当权一族挫骨扬灰，方才甘心。

    因而，他们听闻“金风细雨楼”的好汉（同时也是“七大寇”里主要成员的）唐宝牛和方恨少，居然在“寻梦园”里把他们心目中的“天下第一猪猡”：皇帝赵佶，以及“天下第一奸恶”丞相蔡京揍了一顿，且打得脸青鼻肿的，当下人人拍手称快，喝彩不已，只恨唐、方二人，没真的横狠下来一气把没骨头的皇帝、没良心的丞相活活打死。

    之后，又听闻蔡京要当市处斩方、唐二人示众，“发梦二党”的人已下定决心劫法场。

    于是，花枯发和温梦成各自带党里人马、派中子弟，里应外合，营救这两名他们心目中的汉子。

    事情变成了这样：

    吴其荣为了要帮雷纯“做大事”而跟为了要跟蔡京作对的温梦成、花枯发二人成为敌对，决一死战。

    或许，这在佛家而言，两个本来完全不相干的人会因为一些十分偶然的因素而聚在一起，不管为敌为友，都是缘分。

    只不过，他们非友，是敌。

    所以，这是恶缘。

    同时，也是恶战。

    惊涛书生吴其荣一面抹汗，一面杀入“回春堂”。

    由于“回春堂”是指挥这次“劫囚行动”的重枢。主持这行动的花枯发，他当然不让吴惊涛夺得这重地。

    于是他一个箭步就跳了过去，作势一拦，叱道：“退回去！”

    吴惊涛笑了。

    嘴很小。

    牙齿很白。

    说话也很轻柔。

    “你是花党魁？”

    花枯发哼道：“我知道你，我识得你。惊涛公子，我们本没仇没怨，你干么为奸相杀我党人？”

    吴惊涛又在揩汗，却问非所答：“我不想杀你，也无意结怨。你走开，我进去，各走各的，我就不杀你，大家都好。”

    花枯发怒极了：

    “蔡京胡作非为，关你屁事！要你为虎作伥！滚回去，否则我要你血溅五步！”

    吴惊涛摇摇头，只管向前走了一步，说：“蔡京的事，关我屁事？不过——”

    说着又踏了一步，睨向花枯发，“我既然来了，而且答允过要制住你们的中枢，我就一定要做到——”

    又行了一步，“反正，我手上已染了你们党徒的血，已洗不清了，你要活不耐烦，那我就成全你吧——”

    边说时又走了一步，忽然停下来，凝视花枯发，道：

    “我已走了四步了——你真的要我走第五步才肯倒在自己的血泊中吗？”

    花枯发怒吼一声。

    出了手。